1931年9月18日，九一八事变爆发，不久后，东北全境沦陷。
1932年2月，日本在东北这片中国的土地上建立了一个“伪满洲国”，为了替这个伪政权寻找一个“主人”，日本人将被逐出紫禁城寓居天津的前清宣统皇帝“清逊宗”溥仪，弄去了东北。
借此一心光复大清的溥仪，也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三次登基以及随之附赠的第三次逊位。
将处于多方势力瞩目下的溥仪送到东北，日本人花费了很多心思，但他们送给溥仪的这个“皇位”，其实并不是大清帝国的皇位，伪满洲国只是日本控制下的一个傀儡，与大清毫无关系。
而溥仪本人也是到了东北后，才发现自己又又又又被骗了。
日本人为什么会选择溥仪当傀儡皇帝？
溥仪的这个“康德皇帝”到底有多少权力？
01 谁管我叫皇帝我管谁叫爸
溥仪第一次登基，当上大清末代皇帝，时年2岁9个月。
而第一次退位时，他的6岁大寿刚刚过去5天，换到今天，是个刚好读完幼儿园的小朋友，此后的十多年时间，他都只是一个困居紫禁城依靠民国政府供养的逊位皇帝。
他身边的所有人都讨好地称呼他为皇上，但他明白，自己已经不再像祖辈那样，是这个庞大帝国的真正统治者。
因此，不管是紫禁城与天津的清逊宗，还是后来的伪“康德皇帝”，溥仪对手下侍卫杂役，乃至自己的子侄后辈，都非常苛刻。
利用这种天威莫测的手段，来展示与强化自己的权力与权威，常常一句“拉下去”，就把上一秒还在和气谈话的人拖下去打了耳光。
为了再造大清，溥仪一直努力跪舔各国列强，梦想着有一天，能依靠洋枪洋炮重回“轮椅”，啊不，是“龙椅”。
溥仪13岁那年，大英前威海总督庄士敦进入紫禁城，成为了逊清朝廷的帝师。
当时日不落帝国的太阳，还在西边高悬，年近半百的庄士敦迅速成为了溥仪的崇拜对象，在庄士敦的影响下，溥仪对西方文化推崇备至，他戴上眼镜，学习英文，砍掉了宫中的门槛以便骑自行车，甚至还“大逆不道”地剪掉了自己的辫子。
溥仪在自传中说：
我是一个中国人，可是在前半生中，我的心里总是对“中国人”三字充满自卑感。清朝的后期历史中的对外关系，使我对“外国人”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畏惧心。我自从认识了庄士敦，又发生了对西洋民族莫名其妙的羡慕心。庄士敦的谈话、送我的画报和自来水笔，以及他穿的衣服、皮鞋，衣服上的别针、袖扣，都曾使我对西方文明拜倒，因而自惭形秽。
我居然相信了白种人优于有色种人的论点，记得这论点曾是我和薄杰的共同话题。我的世界知识的课本，除阅兵、宴会、画报、电影之外，便是法国的香水和白兰地、英国的衣料和香烟、美国的汽车和留兰香糖、德国的拜耳药品和眼镜、瑞典的火柴和搪瓷、古巴的雪茄烟、挪威的鱼罐头、日本的玩具……
但以庄士敦为代表的英美列强，他们对大清覆灭的“悲惨”有怜悯，但对逊位皇帝在中华民国的政治价值，未必有多在意。
甚至，那种以东方主义视角出发，把溥仪当猴子看的猎奇心态，可能还更多一些。
《我的前半生》中，溥仪记录过一件事，说：
我对欧化生活的醉心和对庄士敦亦步亦趋的模仿，也并非完全使这位外国师傅满意。比如穿衣服，他就另有见解，或者说，他另有对我的兴趣。在我结婚那天，我就有了这种的感觉。那天我在招待外国宾客的酒会上露过了一面，祝了酒，回到养心殿后，脱下我的龙袍，换上了我平常爱穿的一套西式猎装。这时，庄士敦带着他的朋友们来了。一位外国老太太眼尖，她首先看见了我站在廊子底下，就问庄士敦：
“那个少年是谁？”
庄士敦看见了我，打量了一下我这身装束，立刻脸上涨得通红，那个模样简直把我吓了一跳，而那些外国人脸上做出的那种失望的表情又使我莫名其妙。外国人走了之后，庄士敦的气还没有消，简直是气急败坏地对我说：
“这叫什么样子呵？皇帝陛下！中国皇帝穿了一身西洋的猎装，我的上帝……”
溥仪不理解洋老师的失望，觉得莫名其妙，但庄士敦的心态不难理解，他常常批评太监的存在，鄙视满清宗室的保守，以先进文明的代表自居，还鼓励溥仪剪辫子戴眼镜，做个“现代文明人”。
但一旦他想对朋友们炫耀自己帝师的身份，那溥仪就必须将自己打扮成符合西方人想象的大清皇帝的样子。
不然就是失去了灵魂。
现在西方人天天嚷着要保护西藏、非洲等地方的原始与淳朴，其实也是出自这种心态。
毕竟，教猴子读书骑脚踏车这都很有趣，但想看猴子上树的时候，这猴子最好也还是去乖乖地上树。
相比较而言，日本人对溥仪的友好与尊重，在溥仪看来，那就要真挚很多。
1924年，溥仪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，随后住进了他父亲载沣的醇亲王府，溥仪恨冯玉祥恨得咬牙切齿，一心要再回紫禁城。
但他的父亲，前清摄政王载沣同志，仰望星空和带小孩的兴趣挺大，对大清皇位的兴趣并没有多少。
外加溥仪始终害怕冯玉祥哪天心情不好，会冲进王府来，送他去和圣祖皇帝为伴。
在亲王府居住不到半年，溥仪就决定离家出走，住进外国使馆，寻找外国人的帮助。
庄士敦负责替溥仪与各国使馆交涉，但他显然也知道，只有日本人最有可能庇护溥仪。
于是他先去了日本使馆，又去了荷兰使馆，两家大使都不在，他才不得不转头去找自家的大英使馆，而大英公使也确实如他所料，好听的话说了一大堆，一说实际帮助，那就全是下次一定。
最终接纳溥仪的，还是日本人。
日本公使不但很快同意了接纳溥仪，甚至让出了自己的私人房间给溥仪当卧室。
溥仪在日本使馆居住了三个月，期间还赶上他的二十大寿，日本公使特意下令，让出使馆礼堂给溥仪过寿，竭尽可能将礼堂布置得如同皇宫一般，连仆役都戴上了大清的红顶帽子，邀请了各地的遗老遗少，五百多人来参加寿宴。
后来溥仪前往天津，住进了张园，日本人对溥仪的关照也没有减少。
他刚到天津时，日本驻天津领事，后来的内阁总理大臣麻生太郎的外公吉田茂，邀请他参观日本侨民小学，还安排了日本小学生，站在道路两侧，挥舞着日之丸和黄龙旗，向溥仪欢呼万岁。
逢年过节，日本驻天津领事馆的外交官们，以及华北驻屯军军官，都会去张园给溥仪庆贺。
平时日本方面，还专门安排了一个参谋，每周来给溥仪讲解国际时事与国内局势，完完全全把溥仪当成了一个真正的皇帝。
02 大清秽土转生失败
日本领事们，出于对自家天皇“现人神”的信仰，对溥仪礼遇极高，但日本帝国主义者并非全部如此，尤其是热衷下克上的日本军方，对溥仪的态度就非常暧昧。
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，日本关东军为了方便日后统治，就已经开始筹划要在东北地区建立傀儡政权，溥仪很早就进入关东军的视线，成为伪政权“领袖”的热门人选。
但他并不是关东军的唯一选择。
九一八事变后，关东军最早的想法是将东三省变做日本殖民地，由大日本帝国直接控制，因为东北人民的不断反抗以及欧美列强的压力，这个计划没有实现。
关东军迫不得已又在东北各地区扶持过一系列如“辽宁省地方维持会”之类的伪政权，但都不成功。
于是关东军参谋部，又以老牌职业汉奸于冲汉，充当表面领袖，建立了全东北性质的“奉天地方自治指导部”，以自治为幌子，在各个县组织“自治执行委员会”，夺取原本县政府的权力。
于冲汉 图源：网络
最终，关东军下发了一个“建国促进宣传运动计划”，命令各级机构炮制民意，呼吁建国。
为了让民意看起来仿真一点，关东军参谋部还特别指示，计划要分县、省“全满”三级进行，县级稍微含蓄一些，不明确提出建国；省里则可以明朗一些，最终由所谓的“全满大会”来提出建国。
1932年2月5日，溥仪26岁生日前夕，日本占领哈尔滨，东北全境沦陷，18日，日军控制下的伪“东北行政委员会”对外宣布东三省区完全独立。
三月底，张作霖的把兄弟伪“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长”张景惠，发表了一个所谓的“建国宣言”，伪满洲国正式成立。
现在很多人以为，有溥仪当皇帝的伪满洲国，是大清的正统延续，这是完全错误的。
因为不管从哪个角度看，伪满洲国都和大清没有半毛钱关系。
溥仪放弃天津的快乐寓公生活，跑去东北，这是一个被日本人忽悠瘸了的结果。
九一八事变后不久，已经投靠了日本的清朝宗亲熙洽，高高兴兴地写信给溥仪，说这次恢复祖业不成问题。
熙洽 图源：网络
随后日本特务头子，土肥原贤二也来到天津，劝说溥仪前往东北，与溥仪的谈话中，他始终没有承认这是大清再生，只是含糊地表示，等待溥仪的将会是一个帝国。
但再就业心切的溥仪，完全没有意识到这其中的陷阱。
11月8日，土肥原在天津策动了一场暴乱，随后派出军队，占领了天津日本租界外围街道。
11月10日晚，溥仪躲进一辆汽车的后座（后备箱），前往一家日本饭馆，下车换上了日军军服，然后前往码头，登上了一艘属于日军的小船，打算离开东北军势力范围后，再换成大船。
途中，他们碰到过张学良的哨岗，被勒令停船检查，日本船长假装要停船，却突然踩油门，加速逃离，中国士兵在后面连连开枪，吓得溥仪差点当场去世。
后来溥仪才知道，那艘船上准备着好几个汽油桶，如果半路真被拦下，那么他这个“皇帝”将会当场玉碎。
11月13日，溥仪到达营口，当时国联正在讨论九一八事变，为了防止在国际上引发更大争议，关东军只能以附近有匪徒为理由，将溥仪关进了旅顺最豪华的大和旅馆隔离，一直到第二年2月，伪满洲国的计划已经开始推进，关东军才向溥仪说明了情况。
关东军代表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没有对溥仪称呼他梦寐以求的陛下，上来就喊了一句阁下，当场把逊宗气到升天。
随后，板垣告知溥仪，他将担任“满洲国”的“执政”，并且明确告诉溥仪，这个“满洲国”，是日本控制下的“新国家”，不是大清。
溥仪在回忆录中说：
【听到从板垣的嘴里响出个“阁下”来，我觉得全身的血都涌到脸上来了。这还是第一次听日本人这么称呼我呢！“宣统帝”或者“皇帝陛下”的称谓原来就此被他们取消了，这如何能够容忍呢？在我的心里，东北二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三千万的人口，全抵不上那一声“陛下”呀！】
他立刻告诉板垣，说：“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言不顺则事不成，我当皇帝，这是满洲人心所向，若是取消皇帝称号，满洲人心必失。”
日本人最后给出的价码是先当两年“满洲国”执政，然后再由议会投票，制定一个恢复帝制的宪法，然后再“登基”。
溥仪听到议会两个字，再次变了脸色。
他本来还想继续讨价还价，但第二天，板垣通知说：“军部的要求不能再改，如果不答应，那你们就是有敌对的态度，我们就要用对待敌人的手段，来对付你们。”
而溥仪手下的心腹，已经全部被日本人说服，反过头来劝说溥仪答应，点不点头已经由不得溥仪。
03 做伪帝，是怎样的体验？
1934年3月1日，溥仪两年“实习期”熬完，再次“登基称帝”，建号康德。
不管是“执政”也好，还是后来的“康德皇帝”，溥仪手上的实际权力，大概和我收到的点赞数差不多多。
伪满洲国各个机构的首脑，虽然中国人不少，但每个部门里，都有日本人担任的高级顾问，任何事务都是部门内的普通日本顾问做出提案后，递交给主管顾问审核，最后交由高级顾问审批，只有高级顾问点头后，才会交给中国人去盖章。
汉弗莱爵士一定很喜欢这个制度。
在伪满的第一次国务会议上，熙洽等各部首脑，原本打算“按关系分赃”，把自己人塞进伪政府，然而不等他们开口，日本人就拿出了一份人事清单，各部门要害岗位全是日本人。
一阵沉默后，熙洽忍不住率先开口说：“这怎么成，伪满洲国，独立自主，请几个日本人当顾问没问题，主要官员全由日本人当，成何体统？”
总务厅长日本人驹井德三听完，哈哈大笑，说：“满洲国虽然独立，但日本人也是国民，有日本人当官很正常，更何况，满洲国的建立，这是日本人用生命换来的，日本人诚心诚意地希望满洲国富强幸福，那就必须有日本人的指导。”
看到熙洽依然不满，他站起来说：“你们有一个算一个，成立新政府前，都收了日本人的‘机密费’，现在凭什么捣乱？”
此话一出，满堂寂静。
这个“机密费”，“内阁总理”郑孝胥收了一百万，其他总长二三十万不等。
熙洽回家后，看着自己拿到的三十万，忽然觉得愧对列祖列宗，于是叫来两个心腹，让他们送还给日本人，没想到这笔钱，直接被这两人拿回家平分了。
1934年，溥仪“登基”前，他高高兴兴地“下诏”，让手下跑去北京定制龙袍，但没想到，日本人强迫他在“登基大典”上，只能穿军礼服，日后所有的重要场合，也只能穿军礼服，想穿龙袍，只能去“新京”郊外，祭祀清太祖爱新觉罗·努尔哈赤的时候，短暂穿一下。
而溥仪所居住办公的宫殿，日本人也不愿意称之为皇宫，一开始，这是“执政府”，后来，变成了“宫内府”，这种奇怪的称呼，源自日本的“宫内省”。
日本人对溥仪的控制，是一步一步加深的，溥仪“执政”之初，内阁总理郑孝胥以及个别阁员，还会日常带着文件来找溥仪，向他汇报工作；而后来，随着溥仪开始吐露出一些对“自己国家”的个人意见后，日本人很快就禁止了他与下级官员的接触。
后来，为了彻底控制住溥仪，日本人还给溥仪安排了一个新的助理，官职叫“帝室御用挂”，听这名字就知道，这个人负责开挂，溥仪的御用挂名叫吉冈安直，在天津时就和溥仪打过交道，还经常拍溥仪的弟弟——
溥杰的马屁。
一开始，吉冈安直对溥仪的态度是努力套近乎，还对溥杰说：“咱俩这交情跟手足似的，那我跟皇帝陛下虽然不敢以手足相称，但多少能算是手指与脚趾，我们也算一家人。”
后来，等到日本在东北彻底站稳脚跟，吉冈安直的态度也日益嚣张，开始控制溥仪对外的言行，所有发言都要由他事先草拟确定。
而也正是从这时起，吉冈安直的说法也从配不上做皇帝陛下的兄弟，变成了日本是陛下的父亲，关东军是日本的代表，所以，关东军司令也是陛下的父亲，儿子，就要听父亲的命令。
带数学家吉冈安直后来顺着这个逻辑，继续往下延伸，说法就变成了关东军是陛下的父亲，我是关东军的代表，所以我是一直拿陛下您当子侄看待的。
气得溥仪和宗亲吐槽，说自己辈分这是越来越低。
溥仪从小在紫禁城长大，幼年的睡前故事，是太监奶妈给他讲的神怪传说，他自己也以真龙天子自居，是个封建鬼神思想极重的人，在迷信上，混杂了满洲的萨满崇拜以及其他传统宗法，但基本没有超出中式传统信仰的范畴。
而去了“伪满”当了“伪帝”后，日本人连个人宗教信仰自由都不给他。
1940年，关东军为了更好地促进“满日融合”，体现“满日亲邦”，强迫溥仪改信日本的神道教，逼他去日本，“迎”回了一套神道教的“草薙剑”(天丛云剑)、八咫镜和八尺琼勾玉三神器，并且在皇宫内修建了一座建国神庙，来供奉三神器。
同时，伪满议会通过法律，任何人路过神殿，都要90度鞠躬，不然就是不尊重三神器，是会死人的。
每年，溥仪都要去建国神庙，主持好几次祭祀，并且向神庙里的天照大神磕头。
就大清法统而言，溥仪“兼祧”同治、光绪两位大清皇帝，所以特别看重“左昭右穆”的宗法制度，现在要他信奉神道教，当日本天皇的“乖孙子”，溥仪极其不满又无能为力，只能向阿Q同志学习，根据溥仪所说，每次他磕头时，心里都在念叨着爷跪的不是这莫名其妙的神，爷跪的是北京乾宁宫。
溥仪也曾幻想过培养自己的武装力量再造大清，他当上“执政”不久，就从宗亲与前清旧臣的后代中，挑选了一部分人进宫，算上蒙古的王公子弟，一共三百多人，组织了一支直属他个人的护军，装备军饷都是溥仪自己承担，他还特意从外面请了军事学、数学以及日语老师来给这些护军上课，甚至还找了个前清翰林来教导《孝经》等内容，以培养护军的忠君思想。
溥仪非常看重这支护军，还要求护军要常给他写信，汇报思想，他不但亲自检查作业，甚至还会亲自批改，指出里面的错别字和病句。
日本人当然清楚溥仪的小算盘。
1937年6月，护军两队人放假，去大同公园游玩，关东军安排的几个日本浪人，故意上前找茬挑起群架，最终，日军以溥仪的护军攻击日本军人为理由，解除了护军全队武装，然后渐渐将其裁撤。
溥仪培养军队的幻想彻底破灭。
到了抗战后期，溥仪已经完全接受了自己傀儡的地位，一心一意给日本顾问当盖章机器。
1945年8月15日，在通化县大栗子沟，御用挂吉冈安直代表关东军通知溥仪，说：“日本天皇已经无条件投降。”
一方面是出于对日本人可能要灭他口的恐惧，另一方面也是多年表演怂蛋已经演得深入骨髓，听到这个消息的溥仪，当场跪地嚎啕痛哭，边磕头边抽自己嘴巴，展示自己对“圣战”失败的悲痛，然后他颁布了他人生第三份《退位诏书》。
一个荒诞可笑但残害了东北人民十多年的伪政权，就此终结。
而溥仪本人，也在逃亡日本的过程中，在沈阳被苏军俘虏，结束了他的“前半生”。
后来，溥仪作为战犯，坐在审判桌前，说他去东北是被胁迫，是被欺诈的。
“被胁迫”这当然是扯犊子，重新当皇帝，这是他做梦都在想的事情，只有“被欺诈”勉强能够成立，而他之所以会被骗，根本原因，就在于他始终对重新当皇帝这件事情念念不忘，为了当皇帝他什么都可以不顾，而他会相信帝国主义侵略者能够送给他一个真正的皇位，这也已经完完全全地体现了爱新觉罗·溥仪同志就是个字典意义上的傻帽。
他在伪满虽然只当上了傀儡皇帝，日子过得比“大清皇帝”是要low上不少，但日本人对他的生活享受其实非常不含糊，宫内府每年财政预算80万伪满币，而溥仪个人生活经费还有八十万，与之形成对比的，是在他的“统治”下东北地区人民十几年的炼狱生活，连吃白米饭都是严重罪行，弄不好会被送去731部队做实验。
人民生活艰难的情况下，溥仪还积极配合日本人，甚至主动“下诏”，要求他的“国民们”捐出一切所能捐的东西，去支持日本人侵略他们自己的国土。
这就是中国最后一个皇帝的最后一次“称帝”！